婚戀詐騙是近年來較為常見的一種詐騙方式，其符合詐騙罪行為人以不法占有為目的實施欺詐行為。被害人產生錯誤認識，進而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處分財產，由此行為人取得財產，最終被害人受到財產上的損失的一般結構。以是否與被害人線下接觸為標準，婚戀詐騙可以分為接觸式婚戀詐騙與非接觸式婚戀詐騙兩種。前者是指行為人與被害人結識后，發生實際的物理空間接觸，發展婚戀關系，從而詐騙錢財的行為，后者是指行為人不與被害人接觸，僅通過線上互動的方式詐騙被害人錢財的行為。顯然，較之于非接觸式婚戀詐騙，接觸式婚戀詐騙由于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不僅進行真實的線下交際，而且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戀愛關系，其間的經濟往來是否構成詐騙便存在較大的認定難度。

　　本案一、二審控辯雙方爭議的焦點主要集中于被告人賈某瑤在與被害人趙某繼交往過程中借款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一、二審中，檢察機關認為被告人賈某瑤以談戀愛、結婚為名，謊稱母親病重、購買車輛作為網約車等理由，詐騙被害人趙某繼錢財，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辯護人則認為被告人賈某瑤主觀上沒有詐騙的故意，其與被害人趙某繼之間的經濟往來屬于民間借貸。深圳婚姻律師認為，作為轉移占有型財產犯罪的一種，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區分詐騙罪與民間借貸的重要界限。對這一主觀要素的判斷，可以通過審查預備行為、被害人情況、錢款流動情況等方面綜合判斷。
 

　　一、婚戀詐騙的預備行為往往表現為偽造、購買虛假證明材料等包裝行為

　　犯意起始于犯罪預備階段，對于主觀故意的判斷具有重要的意義。犯意屬于行為人的內心活動，但在犯罪預備階段仍會通過特定的外在行為表現出來。

　　在正常的男女戀愛交往中，一方或基于各種原因，夸大自身的經濟實力或社會地位，隱瞞真實的家庭、身份情況，以期博得對方的好感，從而與對方建立起穩定的婚戀關系，這種情況實屬正常， 一般不涉及刑事犯罪。甚至在民法中，基于上述欺瞞行為所締結的婚姻關系既不屬于婚姻可撤銷的情形，也不屬于婚姻無效的情形，所成立的婚姻仍是有效的。但過度的包裝極有可能成為婚戀詐騙的預備行為。例如，行為人為虛構身份、財產情況、婚姻狀態等而購買、偽造虛假證明文件等從而取得被害人的充分信任，根據行為方式的不同可能觸犯招搖撞騙罪，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以及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等等。在婚戀詐騙中，行為人基于非法占有目的這一總體目標，將與被害人發展婚戀關系作為犯罪手段， 并以婚戀關系為掩護，策劃一系列犯罪行為以實現詐騙財物的目的或實現其他非法目的。因此，當行為人產生犯意時，其主觀意圖往往會外化表現為具體的預備行為。隨著被害人逐漸放松警惕，對行為人的信任加深，行為人將開始著手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向被害人索取錢財的實行行為。
 

　　本案中，被告人賈某瑤在網絡上搭識被害人趙某繼后，謊稱其已離異、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在上海石化工作、給德國老板開車等，并偽造了結婚證和離婚證，以此獲取被害人趙某繼的信任。而在與趙某繼交往不久后便向其謊稱需要錢款為母治病，足見本案并非普通的因婚戀引起的民事借貸糾紛，而是被告人賈某瑤精心策劃的婚戀詐騙犯罪，被告人賈某瑤在網絡上搭識被害人趙某繼之初就已有詐騙動機。
 

　　二、婚戀詐騙行為人通常與多名被害人發展婚戀關系

　　婚戀詐騙發生領域的特殊性決定了行為人往往與多名被害人發展婚戀關系。實踐中，婚戀詐騙案件案發后往往會有多名被害人浮出水面，行為人的詐騙對象通常并不固定。一般而言，婚戀詐騙案件具有以下三點特征：

　　首先，婚戀詐騙的行為人是在非法占有目的這一概括的犯意支配下與被害人結識、交往，其關注的是如何從被害人處詐騙財物。對行為人而言，只需要合適的被害人，無需固定的被害人。只要能從被害人處詐騙財物，行為人便會想方設法與之交往， 以使犯罪收益最大化。因此，司法實踐中如果被告人存在“一腳踏多船” 的情形時，其行為趨向婚戀詐騙的傾向愈發顯著。
 

　　其次，在接觸式婚戀詐騙中一般不存在犯罪團伙，行為人大多都是單獨作案，行為人受制于精力、時間、人手等客觀因素，無法編造出環節復雜、構思巧妙的騙局，往往是先給自己編造一個完美的人設， 并精心準備一兩套話術， 從而達到“ 一招制敵”“屢試不爽”的目的。因此，在案發后，被害人陳述中所述的行為人的借款理由往往相近，甚至一致。在審理婚戀詐騙案件時，如果存在多名被害人，且陳述可以互相印證，一般可以證實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最后，接觸式婚戀詐騙的被害人在生活閱歷、婚姻狀況、戶籍地或經常居住地、性格特征、外貌類型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由于在接觸式婚戀詐騙中行為人需要與被害人發生實質的物理空間的交往，加之行為人單獨作案所受制的上述客觀因素，行為人在挑選后續被害人時往往會根據詐騙首名被害人的成功經驗進行復制，以最小的腦力成本換取最高的犯罪收益。
 

　　本案中，被害人徐某與趙某繼互不相識，且無利害關系，其陳述中均提及被告人謊稱母親重病需錢治病的情況，陳述內容可以相互印證，法院因此認定被告人賈某瑤在與兩名被害人交往過程中均實施了虛構母親重病需錢治病，博取被害人同情進而騙取錢財的行為。
 

　　三、婚戀詐騙中的錢款流動呈現一定的規律

　　婚戀詐騙案件中的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可以通過涉案錢款的流動規律進行綜合判斷。

　　其一，判斷行為人與被害人結識的時間與行為人向被害人索要錢款時間點的時間間隔是否短暫。婚戀詐騙的行為人是為了騙取被害人錢財而與其結識、交往，行為人從設法結識被害人到編織謊言騙取錢財之間的時間間隔不會太久，行為人缺乏足夠的耐心。本案中，被告人賈某瑤通過交友軟件于2018年8月搭識被害人徐某， 以談戀愛為名騙取徐某信任后， 謊稱母親病重需借錢救治，于2019年8 月2日騙得被害人徐某錢款1萬元。嗣后，被告人賈某瑤通過交友軟件于2019 年7月搭識被害人趙某繼，以談戀愛、結婚為名騙取趙某繼信任后，于2019年 8月開始謊稱母親病重、購買車輛作為網約車等理由，騙得趙某繼錢款共計158196元。兩起案件中，從被告人搭識被害人到被告人向被害人開始索要錢財的時間間隔并不是很長，可見被告人從結識被害人之初便持有詐騙被害人財物的故意，只是等待取得被害人一定的信任后便提出索要財物的要求，也印證了在接觸式婚戀詐騙中由于行為人是單獨作案，話術單一，犯罪進程相近。
 

　　其二，判斷行為人給付錢款的數額與被害人給付錢款數額的差額是否懸殊。在正常的異性婚戀關系中，雙方會互贈一定的禮物，或產生一定數額的財產給付，這些均屬正常。而在婚戀詐騙案中，由于行為人一開始就是抱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錢款的流動具有異常性。在此類案件中，一方經常性地向另一方投入資金開銷， 且這種資金的投入已超出基本常理、不符合雙方正常的生活標準，往往呈現一方永久性支出，另一方永久性獲益，或者一方獲益畸高，另一方付出畸低的異常現象。司法實踐中，被告人往往辯解其與被害人之間是誠心交往，被害人自愿給付其錢款，且其對被害人也有一定支出，甚至還款。誠然，行為人在與被害人交往過程中或基于各種事由產生經濟往來，行為人亦有可能向被害人給付了一定數量的財物，如買禮物、請吃飯、購買日用品等等，但這不過是行為人從被害人處榨取更大利益的手段而已，與被害人方給付的錢款數量相比差額懸殊。行為人如有還款行為，但還款數額顯著低于被害人支出，雖可從犯罪數額中扣除，但不得作為排除非法占有目的的根據。
 

　　其三，判斷錢款的用途。在婚戀詐騙案件中，行為人經常編造購買某樣必需品、墊付資金、治病救人等理由向被害人索要錢財。被害人往往基于對行為人的信任或對與其未來共同生活的期望而出手“ 救濟”。得款后，行為人或直接轉移錢款，或揮霍一空。本案中，被告人賈某瑤在與被害人趙某繼交往過程中謊稱買車輛作為網約車，其后又稱不符合申請網約車條件改為租車牌等，最后將錢款花銷一空，法院因此認定被告人賈某瑤以購買網約車為由，騙取被害人趙某繼購車款。此外，被告人賈某瑤還辯解其從被害人趙某繼處獲取的部分錢款用于共同租房、生活消費及現金還款被害人趙某繼2萬元，但其既未提出用于共同消費和現金還款的證據，又對共同租房的情況辯稱無書面租房合同，不知房東姓名，故對其辯解法院不予采信。
 

　　綜上分析，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是婚戀詐騙案件審理中的難點，尤其是在接觸式婚戀詐騙中，行為人與被害人建立了一定的戀愛關系，其間發生的經濟往來能否作為詐騙犯罪處理更應慎重。通過對預備行為、被害人情況、錢款流動情況等方面綜合審查，可以基本明確行為人內心是否具有詐騙被害人錢財的故意，對辦理類似案件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深圳離婚律師事務所 免費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