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某、余某為余某莎的父母，余某莎與黃某為夫妻關系。余某莎、黃某婚后打算購房，2013年3月9日，毛某在女兒和女婿購房的開發商處刷卡8萬元作為購房定金。3月21日，毛某向黃某銀行轉賬匯款2萬元。深圳婚姻律師帶您了解一下有關的情況。

　　3月22日，毛某向重慶農村商業銀行提交貸款申請，申請書載明毛某向銀行貸款60萬元，貸款期限24月，委托支付給黃某，該筆貸款獲批后，相應款項60萬元劃入黃某賬戶，后黃某將以上62萬元均用于購房。2016年6月，因原借條遺失，在余某、毛某的要求下，余某莎向余某、毛某出具《借條》，載明：余某莎、黃某現向毛某、余某借款柒拾萬元，用于購買成都南城都匯4期房屋。落款為：“借款人：余某莎 2013年3月6日”。購房后，房屋登記在黃某名下。

　　2016年，余和黃離婚。于是向黃和余雨借了70萬元，而黃同意收70萬元，但聲稱這筆錢是余雨的，毛雨給了黃和余雨沙房款，沒有還款義務。于某、茅某不服氣，起訴到法院，要求黃某、于某還錢。這個案子經過了一審、二審和重審。黃承認了欠條丟失的事實。2016年6月28日，黃的父親黃康也證實了上述借錢事實。

　　四川省成都高新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借款關系成立，判決被告黃某、余某莎償還原告余某、毛借款本金70萬元。黃某不服一審案件判決，提出通過上訴，成都市發展中級以及人民對于法院經審理后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黃拒絕接受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申請，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裁定: 駁回黃的二審申請。

　　本案爭議的焦點是涉案的70萬元是贈與還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22條和《婚姻法解釋(三)》第7條都圍繞這一問題做出了規定，但司法實踐中仍存在爭議。對于沒有贈與意思表示，房屋登記在夫妻雙方名下，父母是否可以視為對夫妻雙方的贈與，司法實踐中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應將其視為一種饋贈，這種饋贈是建立在血緣關系和姻親關系的基礎上，往往具有強烈的身份認同感，為了使子女的生活更好，他們的部分財產將給予子女作為子女購買房屋的贍養費，是一種饋贈合同關系。

　　另一種觀點認為，應該認定為貸款。筆者認為傾向于選擇第二種觀點，即子女婚后買房時父母進行出資，除書面形式明確學生表示贈與外，應視為以幫助為目的的臨時性資金出借，子女教育負有償還義務。理由分析如下：

　　婚姻法解釋的有關規定(二)和婚姻法解釋(三)在本案中不適用于類似情況。《婚姻法》解釋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規定: “婚后父母出資為雙方購買房屋的，應當視為送給雙方的禮物，但父母明確表示贈與一方的除外”，其前提是父母有意贈與，贈與對象不明確的，不適用。

　　《婚姻法》第三條解釋第七條規定: “與父母一方資本結婚后為子女購買的房地產，其財產權以投資者子女的名義登記，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條第三款的規定，只能作為贈與子女一方的財產。不動產應當確認為配偶一方的個人財產。”

　　如由父母雙方出資購買的房地產業權是以其中一名子女的名義登記，除非雙方另有協議，否則該房地產可視為由父母雙方按各自分擔的供款比例共同擁有。對于已婚子女購房，父母沒有明確出資的性質，應該如何評估，法律也不明確。

　　贈與被認可的事實應高于一般的證明標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零九條規定，“當事人證明有欺詐、脅迫、惡意串通的事實，以及口頭意志或者贈與事實，人民法院確信所證明的事實的可能性能夠排除合理懷疑的，應當認定該事實存在”，說明贈與事實的認定高于一般事實的“高度可能性”的證明標準。

　　深圳婚姻律師注意到，本案原告出示的證據可以證明該款項的真實存在。在出借人沒有明確表示意思的情況下，借款人應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七條的規定，承擔該款項為贈與的舉證責任。當子女婚后購房時，父母的供款除書面形式的明示贈與外，應視為為幫助子女而提供的臨時資金貸款。